论语二十篇

孔子说：“让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去作战，这是抛弃他们，让他们去送死。”

孔子说：“善人教导训练百姓七年时间，就可以叫他们去作战了。”

子路问道：“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互相帮助督促而又和睦相处，就可以叫作士了。朋友之间互相勉励督促，兄弟之间和睦相处。”

孔子说：“刚强、坚毅、质朴、慎言，（具备了这四种品德的人）便接近仁德了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安详坦然而不骄矜凌人；小人骄矜凌人而不安详坦然。”

孔子说：“为君子办事很容易，但很难取得他的欢喜。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，他是不会喜欢的。但是，当他使用人的时候，总是量才而用人;为小人办事很难，但要取得他的欢喜则是很容易的。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，也会得到他的喜欢。但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，却是求全责备。”

子贡问道：“乡里人都喜欢他，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还不行。”“乡里人都厌恶他，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还不行。最好是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，乡里的坏人都厌恶他。”

孔子说：“君子追求与人和谐而不是完全相同、盲目附和，小人追求与人相同、盲目附和而不能和人相处。”

孔子说：“南方人有句话说：‘人如果没有恒心，就不可以做巫医。’这话说得好哇！”《周易》说：“不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德行，有时就要遭受羞辱。”孔子又说：“（这句话的意思是叫没有恒心的人）不要占卦罢了。”

孔子说：“找不到行为合乎中庸的人而和他们交往，一定只能和勇于向前及洁身自好的人交往！勇于向前的人努力进取，洁身自好的人不会去做坏事！激进的人勇于进取，耿介的人不做坏事。”

子贡问道：“怎样才可称得上‘士’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能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，出使不辜负君主的委托，这就可以称作‘士’了。”子贡说：“请问次一等的‘士’是什么样的？”孔子说：“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，乡里的人称赞他友爱。”子贡说：“请问再次一等的‘士’是什么样的？”孔子说：“说话一定要诚信，做事一定要坚定果断，这虽是耿直固执的小人，但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‘士’了。”子贡说：“现在那些执政的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唉！一班器量狭小的家伙，算得了什么呢！”

樊迟问什么是仁。孔子说：“平时的生活起居要端庄恭敬，办事情的时候严肃认真，对待他人要忠诚。就是去边远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，也是不能废弃这些原则的。”

叶公告诉孔子说：“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，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，他便出来告发。”孔子说：“我家乡正直的人与这不同：父亲替儿子隐瞒，儿子替父亲隐瞒，正直就在这里面了。”

子夏做了莒父地方的长官，问怎样治理政事。孔子说：“不要急于求成，不要贪图小利。急于求成，反而达不到目的；贪小利则办不成大事。”

叶公问怎样治理国家。孔子说：“让近处的人快乐满意，使远处的人闻风归附。”

鲁定公问：“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，有这样的事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对语言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。有人说：‘做国君难，做臣子也不容易。’如果知道了做国君的艰难，（自然会努力去做事）这不近于一句话而使国家兴盛吗？”定公说：“一句话而丧失了国家，有这样的事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对语言的作用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。有人说：‘我做国君没有感到什么快乐，唯一使我高兴的是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抗。’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如果说的话不正确也没有人敢违抗，这不就近于一句话就使国家丧亡吗？”

冉有从办公的地方回来，孔子说：“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呢？”冉有回答说“有政务。”孔子说：“那不过是一般性的事务罢了。如果是重要的政务，即使不用我，我还是会知道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如果端正了自己的言行，治理国家还有什么难的呢？如果不能端正自己，又怎么能去端正别人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如果有王者兴起，也一定要在三十年之后才能推行仁政。”

孔子说：“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，也就能够克残暴行为，消除虐杀现象了。这句话说得真对啊！”

孔子说：“假如有人用我主持国家政事，一年之内就可以见到成效了，三年便能成效显著。”

孔子到卫国去，冉有为他驾车子。孔子说：“人口真是众多啊！”冉有说：“人口已经是如此众多了，又该再做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使他们富裕起来。”冉有说：“已经富裕了，还该怎么做？”孔子说：“教育他们。”

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，说：“他善于治理家政。当他刚开始有财物时，便说：‘差不多够了。’当稍微多起来时，就说：‘将要足够了。’当财物到了富有时候，就说：‘真是太完美了。’”

孔子说：“鲁国的政事和卫国的政事，像兄弟一样。”

孔子说：“（作为管理者）如果自身行为端正，不用发布命令，事情也能推行得通；如果本身不端正，就是发布了命令，百姓也不会听从。”

孔子说：“熟读了《诗经》三百篇，交给他政务，他却搞不懂;派他出使到四方各国，又不能独立应对外交。虽然读书多，又有什么用处呢?”

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，孔子说：“我不如老农民。”又请教如何种蔬菜，孔子说：“我不如老菜农。”樊迟出去了。孔子说：“真是个小人啊！樊迟这个人！居于上位的人爱好礼仪，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恭敬的；居于上位的人爱好道义，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；居于上位的人爱好诚信，老百姓就没有敢不诚实的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么，四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幼子前来归服，何必要自己来种庄稼呢？”

子路说：“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，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首先必须先正名分。”子路说：“有这样做的吗？您真是太迂腐了。这名怎么正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仲由，真粗野啊。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，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。名分不正，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，说话不顺当合理，事情就办不成。事情办不成，礼乐也就不能兴盛。礼乐不能兴盛，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。刑罚不得当，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。所以，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，必须能够说得明白，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。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，是从不马虎对待的。”

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，问怎样管理政事。孔子说：“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，让他们各负其责，赦免他们的小过错，选拔贤才来任职。”仲弓又问：“怎样知道是贤才而把他们选拔出来呢?”孔子说：“选拔你所知道的，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，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?”

子路问为政之道。孔子说：“自己先要身体力行带好头，然后让老百姓辛勤劳作。”子路请求多讲一些，孔子说：“不要倦怠。”

曾子说：“君子用文章学问来结交、聚合朋友，用朋友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。”

子贡问与朋友的相处之道。孔子说：“忠心地劝告他并好好地开导他，如果不听从也就罢了，不要自取侮辱。”

樊迟问什么是仁。孔子说：“爱人。”樊迟问什么是智，孔子说：“了解人。”樊迟还不明白。孔子说：“选拔正直的人，罢黜邪恶的人，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。”樊迟退出来，见到子夏说：“刚才我见到老师，问他什么是智，他说‘选拔正直的人，罢黜邪恶的人，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。这是什么意思?”子夏说：“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呀!舜有天下，在众人中逃选人才，把皋陶选拔出来，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。汤有了天下，在众人中挑选人才，把伊尹选拔出来，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。”

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，说道：“请问如何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，改正过失，辨别是非？”孔子说：“问得好啊！辛劳在先，享乐在后，这不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吗？检查自己的错误，不去指责别人的缺点，这不就消除潜在的怨恨了吗？因为一时气愤，而不顾自身和自己的双亲，这不就是迷惑吗？”

子张问：“士要怎么样才可说是通达了？”孔子说：“你所说的通达是什么呢？”子张回答说：“在诸侯的国家一定有名声，在大夫的封地一定有名声。”孔子说：“这是有名声，不是通达。通达的人，本质正直而喜爱道义，体会别人的话语，观察别人的脸色，时常想到对别人谦让。这样的人在诸侯的国家一定通达，在大夫的封地也一定通达。有名声的人，表面上要实行仁德而行动上却相反，以仁人自居而毫不迟疑。他们在诸侯的国家一定虚有其名，在大夫的封地也一定虚有其名。”

季康子为盗窃事件多发而苦恼，来向孔子求教。孔子对他说：“如果您不贪求太多的财物，即使奖励他们去偷，他们也不会干。”

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为政方面的事，孔子回答说：“‘政’的意思就是端正，您自己先做到端正，谁还敢不端正？”

孔子说：“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，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。小人则与此相反。”

孔子说：“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，并用礼来约束自己，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。”

子张问怎样治理政事，孔子说：“居于官位不懈怠，执行君令要忠实。”

孔子说：“审理诉讼案件，我同别人一样(没有什么高明之处)。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!”

孔子说：“根据单方面的供词就可以判决诉讼案件的，大概只有仲由吧？子路没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。”

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治。孔子回答说：“国君要像国君，臣子要像臣子，父亲要像父亲，儿子要像儿子。”景公说：“好哇！如果真的国君不像国君，臣子不像臣子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，即使有粮食，我能够吃得着吗？”

子张向孔子请教怎样去提高品德修养和辨别是非。孔子说：“以忠厚诚实为主，行为总是遵循道义，这就可以提高品德。对于同一个人，爱的时候希望他长期活下去；厌恶的时候，又希望他死去。既要他长寿，又要他短命，这就是迷惑。‘这样对自己实在是没有益处，也只能使人感到奇怪罢了’。”

鲁哀公问有若说：“年成歉收，国家备用不足，怎么办呢？”有若回答说：“何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？”哀公说：“十分抽二，尚且不够用，怎么能去实行十分抽一呢？”有若回答说：“如果百姓用度足，国君怎么会用度不足呢？如果百姓用度不足，国君用度怎么会足呢？”

棘子成说：“君子有好本质就行啦，要文采做什么呢？”子贡说：“可惜呀！夫子您这样谈论君子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文采如同本质，本质也如同文采，二者是同等重要的。假如去掉虎豹和犬羊的有文采的皮毛，那这两样皮革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。”

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。孔子说：“粮食充足，军备充足，民众信任朝廷。”子贡说：“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些，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军备。”子贡说：“如果迫不得已，要在剩下的两项中去掉一项，先去掉哪一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粮食。自古以来，人都是要死的，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，那么国家就站立不住了。

子张问什么是明智。孔子说：“暗中传播的谗言，切身感受的诽谤，在你这儿都行不通，就可以称得上明智了。暗中传播的谗言，切身感受的诽谤，在你这里都行不通，就可以说是有远见了。”

司马牛忧愁地说：“别人都有兄弟，唯独我没有。”子夏说：“我听说过：‘死生由命运决定，富贵在于上天的安排。’君子认真谨慎地做事，不出差错，对人恭敬而有礼貌，四海之内的人，就都是兄弟，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？”

司马牛问怎样才是君子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忧愁，不恐惧。”司马牛说：“不忧愁，不恐惧，这就叫君子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内心反省而不内疚，那还有什么可忧虑和恐惧的呢？”

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仁。孔子说：仁人说话是慎重的。”司马牛说：“说话慎重，这就叫做仁了吗?”孔子说：“做起来很困难，说起来能不慎重吗?”

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。孔子说：“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，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，(都要认真严肃。)自己不愿意要的，不要强加于别人;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没人怨恨(自己);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没人怨恨(自己)。”仲弓说：“我虽然笨，也要照您的话去做。”

颜渊问什么是仁。孔子说：“抑制自己，使言语和行动都走到礼上来，就是仁。一旦做到了这些，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有仁德。实行仁德要靠自己，难道是靠别人吗？”

颜渊说：“请问实行仁德的具体途径。”孔子说：“不合礼的事不看，不合礼的事不听，不合礼的事不言，不合礼的事不做。”

颜渊说：“我虽然不聪敏，请让我照这些话去做。”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四人陪同孔子坐着。孔子说：“我比你们年龄都大，你们不要因为我在这里就不敢尽情说话。你们平时总爱说没有人了解自己的才能。如果有人了解你们，那你们怎么办呢？”子路轻率而急切地回答说：“如果有一个千乘之国，夹在几个大国之间，外面有军队侵犯它，国内又连年灾荒，我去治理它，只要三年，就可以使那里人人有勇气、个个懂道义。”孔子听后微微一笑。又问：“冉求，你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家，我去治理它，等到三年，可以使人民富足。至于礼乐方面，只有等待贤人君子来施行了。”孔子又问：“公西赤，你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不敢说我有能力，只是愿意学习罢了。宗庙祭祀或者同外国盟会，我愿意穿着礼服，戴着礼帽，做一个小傧相。”孔子接着问：“曾点！你怎么样？”他弹瑟的节奏逐渐稀疏，“铿”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，回答道：“我和他们三位所说的不一样。”孔子说：“那有什么妨碍呢？也不过是各人谈谈志愿罢了。”曾皙说：“暮春三月的时候，春天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，我和五六位成年人，还有六七个儿童一起，在沂水岸边洗洗澡，在舞雩台上吹风纳凉，唱着歌儿走回来。”孔子长叹一声说：“我赞赏你的主张。”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个人都出来了，曾皙后走。他问孔子：“他们三位同学的话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也不过各人谈谈自己的志愿罢了。”曾皙说：“您为什么笑仲由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治理国家应该注意礼仪，他的话一点也不谦逊，所以笑他。”曾皙又问：“难道冉求所讲的不是有关治理国家的事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怎么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算不上一个国家呢？”曾皙再问：“公西赤讲的就不是国家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有宗庙、有国家之间的盟会，不是国家是什么？公西华只能做小傧相，谁能做大傧相呢？”

子路叫子羔去做费地的长官。孔子说：“是祸害子弟的做法。”子路说：“有百姓，有土地五谷，何必读书才算学习？”子说：“所以我讨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。”

季子然问：“仲由和冉求是否称得上大臣？”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要问别的事，哪知道竟是问仲由和冉求呀。我们所说的大臣，应该能以合于仁道的方式去侍奉君主，如果行不通，便宁可不干。现在由和求这两个人呀，只算得上是备位充数的臣罢了。”季子然又问：“那么，他们肯听话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如果是杀父亲杀君主，他们也是不会听从的。”

孔子被囚禁在匡地，颜渊后来赶来。孔子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”颜渊说：“您还活着，我怎么敢先死呢？”

子路问：“凡事一听到就行动吗？”孔子说：“父亲和兄长都在，怎么能听到就行动呢？”冉有问：“凡事一听到就行动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一听到就行动。”公西华说：“仲由问‘一听到就行动吗’，您说‘父亲和兄长都在，怎么能一听到就行动呢’；冉求问‘一听到就行动吗’，您说‘一听到就行动’。我有些糊涂了，斗胆想问问老师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平日做事退缩，所以我激励他；仲由好勇胜人，所以我要压压他。”

孔子说：“要赞许说话稳重的人，但这种人是真正的君子呢，还是仅仅从容貌上看起来庄重呢？”

子张问成为善人的途径，孔子说：“不踩着前人的脚印，做学问也到不了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