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成子弑简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”公曰：“告夫三子。”,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，君曰‘告夫三子’者！”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

评析

陈成子杀死齐简公，这在孔子看来真是“不可忍”的事情。尽管他已经退官家居了，但他还是郑重其事地把此事告诉了鲁哀公，当然这违背了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的戒律。他的请求遭到哀公的婉拒，所以孔子心里一定是很抱怨，但又无能为力。

解读

“陈成子弑简公”是春秋时期的一件大事，当时齐国的权臣陈恒把自己的国君给杀掉了。孔子把礼制看得比性命还重要，对这种以下犯上、残忍僭越的行为异常愤慨。所以在听到这件事后，还是前去求见鲁哀公，请他出兵讨伐陈恒，以匡正义。但是当时鲁哀公也是有名无实，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三桓手中，就让他去找这几位大夫。孔子又去请三桓发兵，结果被他们拒绝了。孔子很无奈，只好自我安慰，表示自己对这件事尽心了。

孔子的“请讨”，固然是为了尊君、正名，维护君臣大义，但他更具体的目的一是警醒鲁哀公，一是警醒季氏三家。他想通过此事提醒鲁哀公，如果任由季氏势力发展下去，迟早有一天，三桓也会像陈成子一样做出以下犯上的事情来。向季氏三家的报告，意在提醒季氏，你们身为臣子却不守臣礼，如果一意孤行，那么将来也会落得被诸国讨伐的下场。但可悲的是，他的意愿并未受到重视，他的警醒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

虽然如此，孔子这种对最根本的原则的坚守，仍有着重要价值。他提醒我们，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，社会上都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则，而且这个原则是不可违背的，必须坚守。就当时来说，君臣之道就是不能违背的根本性原则。如果这个原则丧失，国将不国，一切都将陷入可怕的混乱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才执着地请求讨伐陈成子。

古往今来，坚守原则的人总是能够得到众人尊敬的，不管他们最后能否获得成功。伯夷、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。因为想把国君之位让给对方，他们都从宫中逃出来。当时，西方的周文王广招天下贤士，伯夷、叔齐兄弟二人听说后，便前往投奔。可是，还没等他们到达，周文王就死了。文王死后，继位的武王扩充兵力，用车装着周文王的灵牌东进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听闻，拦马劝谏，说：“父死不葬，乃动干戈，可谓孝吗?以臣弑君，可谓仁吗?”武王身边的随从听到二人指责武王，拔剑想杀掉他们。姜太公说：“此乃义人。”就让手下扶持二人离去。武王灭商以后，天下归周，伯夷、叔齐认为武王以臣犯君可耻，就立志不食周朝的粮食，到首阳山隐居起来，采薇为食，维持生存。一位妇人看到他们采薇为食后说，这薇菜也是在周朝土地上生长的呀!二人听罢，决定绝食等死。临死之际，他们还作了一支歌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;神农、虞、夏，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!”

伯夷、叔齐耻食周粟，饿死首阳山，虽然饥寒寂寞，却依然操守不改，这一佳话千古流传。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，多半是先进替代落后，因此，很多人对伯夷、叔齐二人的坚守不理解。其实，二人坚守的并不是落后的商王朝，而是一种根本原则。他们的做法，和孔子所坚守的如出一辙。毋庸置疑，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。

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，必须要坚守最根本的原则。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基本原则不能丢掉。如果丢了这个根本原则，就会导致个人的失败或者组织的失败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们受到的干扰和诱惑越来越多，就更需要有坚守原则的精神。否则，一旦放弃原则，就没有了约束自己的准绳，如果人人如此，整个社会都将陷入混乱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