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曰: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

评析

孔子在本章中所说的话，主要是对国家的执政者而言的，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。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，即要求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办理国家各方面事务，恪守信用;节约用度，爱护官吏;役使百姓应注意不误农时等。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。

康有为说，孔子的学说是“爱人”，泛爱一切人。但本章里所说的“爱人”则非此意。他所说的“人”不是百姓，而是官吏，是有地位的人;而“民”才是百姓，是被治者役使的对象。可见，“爱人”不是爱一切人，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。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的思想是合理的，反映了孔子的社会思想。但这与“爱人”与否则无太大干系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孔子这里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、统治百姓出谋划策。

鲁迅曾经指出：“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，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)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待孔子治国方略的。因而颇具尖锐性。

解读

孔子这句话，意在告诉大家从政应该遵循的三大原则。对于一个执政者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、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，才能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，在本章中都有提及。而且，这几个观点全都围绕着同一个对象，那就是“人”。只要执政者以“人”为本，有效团结和控制社会或组织中的人员，那他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。即便是现今，他所提出的这种管理原则依然适用。具体说来，孔子在此提出的是从政应遵循的三大原则。

第一，“敬事而信”，这是从政应有的态度。可以将其拆成“敬事”和“而信”两部分理解，先来看看“敬事”。敬事，按照现代话来说就是敬业，小心谨慎地处理自己负责的事情。“敬事”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态度，更是一种内在的感情，成为人性的一部分。比方说，清朝雍正帝，平均每天要批上百道奏折，于国家之事不可谓不尽心。因此，他在位期间，国富民泰，鲜有怨言。至于“信”，是在敬事的基础上取信于人。若想争取下属或民众的信任，最重要的是信守诺言，及时兑现诺言。

“敬事”和信用密不可分，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，比方说，在两军对垒之时，好的将领总是会身先士卒，这就是“敬事”。在这种模范将军的带领下，他的手下还会有谁不信服，不愿意跟着他奋力拼杀呢?只有敬事，并取信于下属，工作才能顺利展开，事业才能获得成功。

第二，“节用而爱人”，这是从政者应该掌握的治理方法。若是按照孔子的本意，“节用”就是指一国之君应当节约财政开支，不要乱搞铺张浪费。否则的话，一旦有外敌入侵，就会遭到灭顶之灾。当年的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庆祝六十大寿，擅自挪用海军的经费，致使北洋水师没有炮舰可用，最终兵败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若是在现代，作为一家公司的领导，则要注意开源节流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给自己的公司留下充足的流动资金，或是用于研发新项目。即便发生一些重大损失或意外，多元的发展或是充足的流动资金，仍能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。另外，节用的目的就是“爱人”，对自己的下属有着足够的爱护和体恤，时常带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。倘若在公司内部，优秀的员工全都跳槽走了，做领导的都成了光杆司令，就算公司的实力再雄厚又有什么用呢?因此，做好领导，应当注意自己的行为和方法。

第三，“使民以时”，这是从政者必知的基本要求。这个“时”并不同于时间的时，你可以将它理解成恰当的时机，也可以理解成恰当的做法。作为领导者，在用人的时候，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间，用什么人才是最合适的。比方说，秦始皇连年征用农民修长城、造陵寝、盖阿房宫，致使农民们田园荒芜，难以为生，除了造反，实在别无他法。秦朝是这样，隋朝也是这样。再看看现代的企业，有许多企业主不顾及员工的感受，常常逼迫他们进行无休止地加班，导致一些员工心理压力过大，以致出现自杀现象，显然是使民过度了。好的领导者，不能一味追逐利益，还要时常关怀部属，让他们到了公司有回家般的亲切，这样他们才会对公司有着更大贡献。